陆时衍的父亲去世那年，他十九岁。
法学院刚念了一年，寒假回家，父亲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肝癌晚期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，从确诊到走，前后不到三个月。父亲走的那天，窗外下着雪，陆时衍坐在病床前，握着一只瘦得只剩骨头的手。那只手曾经写过无数份判决书和辩护词，做过法学院的兼职教授，握过法槌，也拍过他的肩膀。但最后那三个月里，那只手连一杯水都端不稳。
父亲最后跟他说的话，不是关于法律，不是关于正义，也不是关于做人。他说的是：“时衍，记得按时吃饭。”
陆时衍那时候不懂。他觉得父亲矫情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吃饭。后来他毕业了，进了律所，开始熬夜查卷宗、写文书、出庭，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。胃疼得直不起腰的时候，他会想起父亲那句话。然后去楼下便利店买个饭团，站在落地窗前胡乱塞进嘴里，嘴里塞着食物的时候，眼眶会莫名其妙地发酸。
他以为自己很懂父亲。法官，后转行做律师，一辈子本分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唯一的爱好是下象棋和读史书。家里书架上摆着一套《资治通鉴》，翻得都起了毛边。父亲走的时候，留给他的东西不多——一套旧西装，几本法律工具书，一副象牙象棋，和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上写着三个字：时衍启。
陆时衍一直没有打开那个信封。他把它放在书桌最深的抽屉里，每年清明扫墓的时候会看到它，但从来没有勇气拆开。他怕里面写的是他不想面对的东西。比如父亲对他的期望，比如父亲的遗憾，比如父亲没有说完的话。他承受不起。
直到那个电话打来。
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，苏砚在厨房研究酸辣粉的第四版改良方案，小银在客厅地毯上搭积木。陆时衍的手机响了，屏幕上是一个陌生号码，归属地显示的是他老家那个三线小城。
他接起来。
“是陆时衍吗？陆铭的儿子？”
声音苍老，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。陆时衍愣了一秒。“我是。请问您是——”
“我姓邹，邹德明。你爸以前的同事。你可能不记得我了，你小时候我抱过你，那时候你才这么点大——”电话那头比划了一个高度，虽然陆时衍看不见，“你爸走了以后，我一直想找你，但听说你去了大城市，忙。现在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几句话？”
陆时衍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。“邹叔叔您好。方便的，您说。”
电话那头的邹德明沉默了几秒。陆时衍听到打火机的声音，然后是吸气的声响，像是在抽烟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邹德明才开口。
“你爸当年从法院辞职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”
“知道一点。他跟我说过，不想干了，就出来做律师了。”
邹德明在电话那头哼了一声，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。“不想干了？他是被赶走的。”
陆时衍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。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你爸当年是刑庭的副庭长，主审过一批经济犯罪案子。其中有个案子，涉及当时市里一个领导的亲戚。那个案子证据确凿，你爸判了实刑。判完之后，上面来了压力，要他把判决改过来。你爸没改。后来那个领导调走了，但临走之前放了话，说陆铭这个人‘不讲政治’。再后来，你爸就被调离了审判岗位，安排去了一个闲职。他不愿意去，就辞职了。”
阳台上风很大，陆时衍站在风里，听着邹德明一字一句地说完。他的脑子里浮现出父亲的样子——那个永远穿着干净衬衫、说话慢条斯理、从来不抱怨、从来不诉苦的男人。他从法院辞职之后开了一家小律所，接的都是些不起眼的案子，帮人写遗嘱、办离婚、处理交通事故。他从来没有跟陆时衍提过辞职的真正原因，一个字都没有。
“邹叔叔，”陆时衍的声音有些发紧，“您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？”
邹德明又吸了一口烟。“因为我要走了。我查出来跟你爸一样的病。肝癌，晚期。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。我想在走之前，把一些东西交给你。是你爸当年留在法院办公室的，他走的时候没带走，后来我收拾他桌子，发现了，一直收着。是一个信封，上面写着你的名字。”
陆时衍闭上眼睛。
“邹叔叔，我也有一个信封。我爸留给我的，我没拆过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邹德明笑了，笑得沙哑。“那你拆了吧。你爸那个人，什么都憋着，什么都不说。但他什么都记着，什么都留着。他留给你的东西，肯定是想让你看到的。只是他走得太快，没来得及亲手交给你。”
挂了电话，陆时衍在阳台上站了很久。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，他没管。他想起了父亲下葬那天，他站在墓前，看着骨灰盒一点一点被土盖上。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，他再也听不到那个慢条斯理的声音了。再也没有人在他熬夜复习的时候敲门进来，放下一杯温水，什么也不说，又悄悄出去。再也没有人在他考砸了的时候，拍着他的肩膀说“没事，下次再来”。再也没有人跟他说“记得按时吃饭”。
他走进书房，打开书桌最下面的那个抽屉。抽屉里很乱，旧笔记本、废电池、过期的名片，翻到最底下，那个牛皮纸信封还在。信封已经泛黄了，边角有些磨损，封口处的胶水早就干了，轻轻一掀就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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